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情被称作“伟大的友谊”。而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孙中山和张静江之间的革命情谊同样如此，他们传奇式的相遇相识，带来了革命事业的风生水起。

    1925年2月2日至22日，张静江所写的有关孙中山临终病情及治疗情况的记录，不仅真实记述了孙中山病危期间就医和治疗的情况，而且为后世留下了研究孙中山病情和生平最后阶段活动以及研究孙中山和张静江等国民党人士关系的史料。

    文献遗产名称：张静江有关孙中山临终病情及治疗情况记录

    文献形成年代：1925年2月（民国十四年二月）

    文献数量：1件

    文献保存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轮船奇遇密捐款 “出资最勇”助革命

    孙中山和张静江之间的“伟大的友谊”，最初源于一次奇特的邮轮偶遇。1905年夏，在欧洲宣传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离开法国东返，机缘巧合地在轮船上与素昧平生的张静江（时任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同时在上海、巴黎设立通运公司，经营古董贸易）不期而遇。革命党人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新世纪主人张静江》一文内详细记述道：“静江乘法轮赴某地，闻总理适与同舟，乃趋谒总理，自道姓名，谓总理曰，‘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总理大喜，乃与之互约通电暗号。”孙中山尽管对此次奇遇和密约十分惊喜，但还是“未敢深信初次相识之静江能有求必应也”。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常常面临“经济困乏，束手无策”的窘境。1906年冬，孙中山对黄兴说：“吾昔在法轮中邂逅一张姓友人，其人系供职巴黎清使馆，而兼营古董业者，尝告余至急需款时，可随时致彼一电，彼必尽力相助，今姑发电一试。”黄兴听说张静江是清政府驻法公使馆职员，“颇滋疑虑”。可是，孙中山仍然按照地址发去一电，数日后即有3万法郎汇到。一时之间，同盟会本部“为之顿呈活气”。孙中山大为感慨遇到了“奇人”。此后，孙中山又多次密电张静江，而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1907年夏，孙中山因筹划两广反清起义亟需经费，遂“复电静江以A字，更电以E字，两次均如约汇到”，分别是1万法郎和5万法郎。数月后，两广反清起义“得以旋仆旋起”。据说还有一次，因孙中山需用经费甚急而一时无法筹足现款，张静江不得不将巴黎门店转卖才凑足款项。对此，孙中山感佩地说：“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有学者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共计捐款110万两白银。故此，张静江享有“毁家赞襄革命”的美誉，被孙中山褒赞为革命“圣人”。

数荐名医治顽症 惺惺相惜两心知

    在资助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早有腿疾的张静江积劳成疾，上半身出现不遂之症。1923年初，张静江回到浙江湖州南浔镇老家休养。孙中山闻讯后，数次推荐名医为张静江治疗。1月8日，孙中山致函张静江，鼓励其继续接受电疗，信函中称：“接示得悉电医有效，甚为喜慰……彼言三礼拜当见效，三个月可痊愈。吾信其判断为有把握。望兄一心信之。……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此岂为兄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实际上，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电疗治法让张静江的不遂之症初见成效，但也时常会出现反复。

    1924年6月15日，孙中山再次致函张静江，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诊治，拳拳关怀之情跃然纸上。信函中称：“内子回粤称，兄病近来反剧，行动更不自由，殊用为念。兹有医生李其芳，新由德国回来，医学甚深。据称近日德国发明新法用药注射，可愈此病……弟与李医生详谈半日，深信其法为合理而妥善，想必能奏奇效，望兄亦深信而一试之。”李其芳根据张静江的实际病况，大胆采用新药牛奶精注射治疗，使其半身不遂之症明显好转，但腿疾因股骨坏死，已回天乏术。卧病多日的张静江在病情稍加好转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复函孙中山表达感激之意，并极力赞扬李其芳的精湛医术。

“驰赴”北京探挚友 病情记录见真情

    1924年11月，为了响应冯玉祥等电邀商谈南北和平统一的呼吁，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离开广州北上。由于常年奔走国事，加上沿途频繁演讲和舟车劳顿，抱病北上的孙中山于12月31日抵达北京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经诊断为肝癌晚期，无法医治。此时，人在上海的张静江接到孙中山“病危”的急电后，立即“驰赴”北京探望。据张静江所写孙中山临终病情及治疗情况记录所载，2月2日，“面色尚佳，精神清爽”的孙中山，满怀歉意地对他说：“劳汝久病之人远道来探，心甚不安。”张静江也“忍痛劝慰”。至14日晨，医生宣告孙中山的生命“至多不出七日矣”。在此情况下，医生决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镭锭照射疗法，但48小时后仍然没有见效。于是，张静江等人建议采用中医治疗，并延聘北京名医陆仲安“入诊”。

    1925年2月16日，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至铁狮子胡同行馆。是时，孙中山“精神尚佳”。陆仲安诊视后说，先生的脉象缓慢，今天出院，“并无危险”，但就现状而论，“一成希望，尚属勉强”。今天先服半副中药，如果“毫无转机”，则“无办法矣”。当晚，孙中山“熟睡五小时”。17日晨，孙中山又服半副中药，身体各项指标皆有“进步”。11时，陆仲安诊视后说，先生“今日较佳”，或系“樟脑注射之效”。下午再服半副中药，是晚“熟睡八点钟”。之后，孙中山继续服用中药进行调理，尽管药方有过调整，但治癌效果并不理想。至24日下午，孙中山重新陷入“极危险时期”。3月12日，一代革命“巨人”骤然陨落。作为孙中山的革命挚友，张静江所写孙中山临终病情及治疗情况的记录，不仅成了不可多得的研究革命“巨人”生平最后阶段的珍贵档案，而且也见证了革命“圣人”和革命“巨人”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扶的深厚情谊。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